個人簡介：楊芙清，1932年11月生于江蘇無錫，beat365信息科學技術學院教授。1951年就讀于清華大學數學系，1958年從beat365數學力學系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長期從事系統軟件、軟件工程、軟件工業化生産技術和系統等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楊芙清

“黨外布爾什維克”與 “小先生”

我的家在無錫算是一個大的家族，可以說是書香門第。小時候家裡規矩比較嚴，放假父母不讓我們出門，一到寒暑假我隻好窩在家裡看書，主要是看武俠小說。

解放的場景我記得很清楚，那時我正讀高一，那是1949年4月23日晚上，我聽到外邊的腳步聲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的同學就來敲門了，說： “楊芙清，解放軍來了，咱們趕快去歡迎解放軍吧！”我看看父母，他們說去吧，我就像鳥兒飛出籠子一樣飛向外面。現在想來應該是過去在日寇占領、國民黨統治時父母不放心，感到不安全；解放軍來了，父母也放心了。

我對“解放”的第一感覺是天特别藍，陽光燦爛，小鳥可以在天地裡任意地翺翔。我積極參加了很多慶祝活動。腰鼓、樂鼓傳到無錫來了，學校先後各買了一套，我們是第一批學的人。老師們參加慶典遊行，我們在前面打鼓，給老師們開道，特别熱鬧。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組織“救濟清寒同學”的義演， “清寒同學”就是我們現在說的經濟上有困難的學生。那麼演什麼呢？我出主意說去找軍區文工團，請他們幫忙，文工團就教我們跳紅旗舞。在人民劇場演出，解放軍樂隊來給我們伴奏，我們跳舞的隻有九個人，解放軍樂隊就有二十多個人，這是多麼壯觀的場面啊！我深刻感受到“軍愛民、民擁軍，軍民團結如一人”。

說實話，當時我就是一個高一的孩子，對政治還沒有深刻的認識，就是參加這些活動覺得心情特别好。一首歌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特别能反映我當時的心情。我特别喜歡這首歌，現在還是我的手機鈴聲。

我的中學是無錫市第一女子中學，是無錫三大名校之一。中學時，我的各科成績都很優秀，而且興趣廣泛，既被選入籃球隊、排球隊，又是舞蹈隊、宣傳隊成員。學校成立學生會，我還被選為學生會副主席，參加了校務委員會。國文老師馮其庸先生是我們的教導主任，也在校務委員會，後來是著名的紅學家。當時我參加這些活動很積極，由于我一心想當科學家，所以沒有想入團入黨，為此我得了一個“黨外布爾什維克”的稱号。

我中學學習成績很優秀，其中最突出的是數學。這得益于我的三位數學老師，他們都非常好。第一位數學老師是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的，這位老師不苟言笑，特别嚴格，經常出題考試，題目特别難。有一次大家都考得不好，他給了我120分，還在課堂上表揚了我，因為我用兩種方法去解決一個問題。得到了表揚，我就覺得數學很有意思，對數學産生了興趣。後來的兩位數學老師，一位教代數，一位教幾何，都是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兩屆畢業生的第一名，他們教書是啟發式的，更注重推理思路的傳授。

這幾位老師對我數學上的影響是很深的。他們不僅教會我學習的方法，更啟發了我對數學的興趣，使我領悟到老師的責任不僅是教好知識，更要去發現一個學生的潛質，去啟發他、鼓勵他，使他産生興趣。有了興趣，就會加倍努力，就願意去鑽研，鑽研就會使理解更深刻。

每到學期考試前，同學們就要我給大家講課、複習，我由此得了一個“小先生”的稱号。大家坐在教室裡，我上台去講，重點在哪兒、應該怎麼去理解。

良好的中學教育使我受益匪淺，深厚的師生情誼讓我永生難忘，要當一個好老師的想法在我心中紮下了根。我對母校一直有感恩之情。“文化大革命”中，原來是無錫市三大名校之一的無錫市第一女子中學被改了校名，失去了女校的特色，辦學質量也下降了。 “文化大革命”後，我有機會為恢複女校建制而努力，并捐贈了我們的積蓄。在母校百年校慶時，我們累計捐贈了100萬元教獎學基金，為默默無聞在學校耕耘幾十年的老師和勤奮學習的同學們略盡微薄之力。更有幸的是，我看到年過八旬的老師們仍是那麼康健，對我還是那麼親切、關愛。

從清華園到燕園

1951年，我高中畢業。那時還沒有全國統考，報哪個學校就參加哪個學校片區的考試。我報了清華大學數學系。為什麼呢？一是我想到毛主席身邊去，到首都北京去，這是我報考北京學校的一個最大的動力；二是我立志要做一名華羅庚式的數學家、科學家。剛上學我是在清華園，到第二學年院系調整，從清華轉到北大。

大學和中學的學習方法是不一樣的，學習思維也不同，開始我未轉過思路來，第一次考微積分就沒考好。一個學數學的，微積分都考不好，還能不能學數學？我在中學裡，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學霸”，是同學們心中的“小先生”，現在居然考不好，成績一落千丈，心情很低落，甚至想打退堂鼓，就給馮其庸老師寫了一封信，說了我的心情。他給我回信說：“人的一生不可能都是順利的，都會碰到溝溝坎坎。碰到溝坎的時候，你是勇往直前地跨越過去，還是倒退？跨過去就前途無量。”這封信對我觸動和鼓勵很大，使我堅定了信心，主動向同學們學習，慢慢地也掌握了學習方法，知道怎麼學了。後來，學實變函數，特别難，但在一次考試中我考得最好，這使我重拾信心，學習成績也從此“翻身”了。成績越好我越有信心，積極學習同學們的長處，加強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大學的生活是豐富多彩的，社團活動特别活躍。我在清華就參加了舞蹈隊，到了北大，也參加了北大的舞蹈隊。我們舞蹈隊經常在大飯廳和未名湖畔均齋前的草坪上排練各種民族舞蹈，邀請專業文藝團體作指導。參加社團活動，接觸到了不同學科的同學，開闊了我的視野和思路，我感受到了北大綜合學科的魅力。

我對一件事印象很深。1954年，作為北大學生會文化部部長，我參與組織了一次迎新晚會，地點就選擇在未名湖畔。沿着未名湖北岸的曲折小徑，設計了燈謎帶；在花神廟對面山坡的小平地上，開設了音樂欣賞；湖中島亭上燈光通明，棋戰正酣；湖右畔均齋前面的草坪上則是翩翩起舞的學生；再往右的辦公樓禮堂，正在上演着各社團精心排練的節目，有歌舞、戲曲選段、獨幕話劇和相聲等，掌聲連連；湖左畔的東操場放映着露天電影；湖中漂浮着盞盞荷燈，與天上的星星相輝映。我站在備齋二樓的涼台上，那一刻深深感受到未名湖的魅力。

楊芙清在研究生宿舍學習

1955年，我大學畢業。那時大學對畢業生要求很嚴格，淘汰率很高，1952年院系調整時，三校合并，北大數力系共有學生50名，但隻有36人順利畢業。國家需要師資，同學們大部分被分到各個學校當老師，最後剩下三人留下來攻讀研究生。我是其中之一，成為計算數學專業的第一個研究生，參與組建中國第一個計算數學專業。1955年12月我宣誓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産黨員。我長大了，從一棵“小草”長成了一棵“小樹苗”。

1956年周總理領導制定《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提出要重點發展半導體、計算機、自動化和電子學。北大具有前瞻性，1955年率先組建了計算數學專業，為計算機技術研究打好理論基礎，徐獻瑜先生為專業主任、教研室主任， 我師從徐獻瑜先生攻讀計算方法。

當時隻有我一個學生，也未像現在這樣開設研究生課程，老師隻給我指定讀一本蘇聯教材《線性代數計算方法》，并要求我每周在教研室讨論班上報告。我就到北閣數力系圖書館，找一個角落，在那兒學習。當時隻有機械式的手搖計算器，聲音很大，晚上我怕影響同宿舍的研究生休息，就到均齋留校任教的戴中維同學處開夜車，用報紙把燈罩起來搖計算器進行計算。每周一要見導師，在此前要把計算的數據組成表格，并把其畫成各條曲線，用各種顔色标好，向導師彙報時必須要把準備工作做到最好。

我們數力系培養學生的方法是非常好的，用讨論班的方式培養學生讀書的能力，特别是提煉、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我當教師後，這也成了我培養學生的一種方式。我常對同學們說，讀書不僅要勤奮，還要學會抓住要點，弄清概念和思路，更要動手“做”。什麼叫讀懂了？就是先要将一本厚的書讀“薄”了，變成幾頁紙，然後由幾頁紙慢慢再把它用“自己的語言”恢複成一本書，還要能夠清晰、簡潔地表達出來。這些都是我在研究生階段得到的訓練。

緊張活潑的留蘇歲月

計算技術是《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重點之一，國内在此領域基本上一片空白，因此，1956年國家派代表團赴蘇聯考察并實踐一個月，我導師徐獻瑜教授就在那個考察團裡。代表團回來後，成立了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所裡決定派一個代表團到蘇聯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和計算中心去學習計算技術、程序設計，為自主研發自己國家的計算機儲備技術和人才。徐先生跟我說：“國内沒有計算數學這方面的學習環境，你是不是也跟着這個代表團出去，去學習有關計算機和程序設計方面的新知識？”這樣，我就作為一名研究生參加了這個團隊。

1957年1月，經過八天七夜火車的颠簸，我們到了莫斯科。當時的團隊是19人，其中13人到蘇聯科學院的計算技術研究所，其餘6人去蘇聯科學院的計算中心學計算方法、程序設計。我去了計算中心。

我們6人有個導師，叫梅格列夫斯基。那時還隻有手編程序，他給我們出了一個題目是解線性代數方程組。現在大家都會覺得很簡單，但是對我們這些從未見過計算機的人來說還是比較難的。我們從機器指令學起，再學編程；将程序打在卡片上，學習檢查其正确性；上機時先學習控制面闆的操作方式，然後調試程序。我的程序是一次通過，老師覺得很驚訝，他說一般第一次編程上機很少有一次通過的，都要有幾次修改反複才可能通過。老師的鼓勵使我又一次堅定了學習的信心，我想細緻、嚴謹是做學問的關鍵之一。

我去蘇聯的任務是學計算方法，但要在計算機上完成計算任務，編程能力更為重要，所以我就把比較多的精力花在學習程序設計上，研究程序設計的原理和方法。

在蘇聯學習計算機操作

在計算中心的學習過程中，我收獲很大，不僅見到了當時的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學到了程序設計的方法和技術，而且使我對做科研的感悟更深刻。後來我常說，搞軟件的人要“動靜結合”：編程時就要“靜如處子”，能夠坐得住，甘坐闆凳十年冷，才能不出錯；設計時要“動如脫兔”，思想要活躍，想得比較寬闊長遠，要從生活中去尋找感悟、觸動靈感，然後運用到要解決的問題裡去。

這期間最令我難忘的是毛主席的接見。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率團訪蘇，抽出寶貴的時間到莫斯科大學接見留學生，這真是天大的喜訊。那時在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大約有3000人，莫斯科大學禮堂坐不下，把劇場小禮堂都擠滿了。我們早早就去占位置，大概坐在七八排。就是在這次接見中，毛主席發表了著名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聽了毛主席的講話，我們非常振奮。在以後的幾十年中，這幾句話不斷激勵着我為實現民族複興、國家富強而奮鬥。

1958年4月學習團回國時，周培源校長安排我從計算中心轉到了莫斯科大學數力系，師從蘇聯著名計算科學家米哈依爾·羅蒙諾維奇·舒拉勃納學習程序設計自動化。導師對我很好，他知道放手，給我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和環境，鼓勵我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在他的鼓勵下，我讀了很多源程序，有了一些新的設想。我把想法給導師說了，他非常贊同，鼓勵我進一步研究和實踐。我經常泡在機房裡，泡在計算機上，針對由編譯程序編出的目标程序正确性檢查的複雜性問題，研制了一個“分析程序”(逆編譯程序)以降低程序正确性檢查的複雜度，得到了導師的肯定。導師很認真地修改我寫的論文，甚至連語法、文字表達等均精益求精。我感受到了導師對學生的嚴格，特别是對中國學生的厚愛。離開多年後，我還聽到去莫大學習的師弟們告訴我，我的導師常會提到我，真是師恩如山啊！我感恩國家的培養，感謝導師的教導。

我在計算中心的蘇聯同事們建議我申請副博士學位，但我想按規定申請學位就需要通過資格考試，就要再花一年到一年半時間。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我說這次派我來學習沒有拿學位的任務，何況國内亟須這方面的人才，我必須盡快回國，報效祖國。

回國後，我在北大數力系工作。當時分配給我兩個任務：一是給我的導師徐獻瑜先生當助教，輔導程序設計自動化課程；二是當數力系的科研秘書。

當時，12個社會主義國家在蘇聯杜勃納成立聯合核子物理研究所，由參與國派出專家團隊在研究所工作。1962年團隊需要有一個學程序設計的人去，學校就考慮到我。那時候中蘇關系已經惡化，形勢比較嚴峻，學校人事處處長找我們談話，征求我們的意見，我毫不猶豫地說我是共産黨員，黨要我到哪兒我就到哪兒。就這樣，我暑假回老家無錫看望了父母和剛滿周歲尚在牙牙學語的兒子，于1962年11月21日再次随團去蘇聯，到杜勃納核子物理研究所計算中心工作。聯合核子物理研究所是研究核物理的，計算中心的工作就是用計算機解決核子物理實驗中的科學計算問題。我是學數學的，對核物理一竅不通，但團隊裡有的是老師，我從核物理的基本概念學起，利用春節初步弄懂了一些基本概念，并承接了一位蘇聯核物理專家的計算課題，運用數學、計算方法和程序設計知識和方法，順利地計算出了相應的曲線。

兩次留蘇，使我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學科領域，學習到了應用計算機和計算機軟件的一些基礎知識和方法，為我回國後從事計算機軟件教學、科研和産業建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特别是在西方技術封鎖時期，我見到了計算機、操作了計算機，學習了程序設計和程序設計自動化。我感謝導師徐獻瑜先生為我打開了走向新領域的門，我感謝周培源校長為我鋪設了一條從事新領域研究的路，我更感謝祖國在百廢待興、經濟不富裕的時期送我們出國深造，這一切我将永遠銘刻在心。我立志要為祖國計算機軟件事業的發展奮鬥，奉獻終身。

軟海拾貝之點滴

知識似大海，科學是發現。我喜歡大海的遼闊，愛看海浪之奔騰。陣陣海浪沖刷着沙灘，來時潮湧，退時留下各種奇異的貝殼，那樣清新，那樣“鮮活而有靈氣”，好像有很多秘密等待你去探索。

1969年12月，國務院向beat365下達了研制每秒百萬次集成電路大型計算機——150機的任務，這在被西方封鎖的環境下是一項艱巨而又困難的事，但也是一個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的好機會，我有幸被選參加了這個項目。我先被分配參與指令系統設計，并編寫指令系統文本。寫文本涉及上百條指令，是一項十分精細、煩瑣的工作。我在反複修改中設計出一版、二版、三版，直至最後定稿，在朗潤園九公寓201-1室中，不知熬過了多少不眠之夜。寫出了指令文本後，我又被任命為操作系統組組長，負責150機多道運行操作系統的研制。組中有青年教師，還有來自不同專業的留校學生，以及工廠和用戶單位派出的人員。他們都沒有見過計算機，也不知什麼是操作系統，在無資料更無經驗的情況下，我們硬是憑着為黨争光、為國争氣的一腔愛國熱情，憑着掌握的基礎知識，探索、創新，經過一年多的艱苦奮戰，終于設計出150機整套操作系統軟件。

此時，150機的硬件尚未調試完成，為了争取時間，我們和編譯系統組一起，奔赴大慶油田，在大慶油田的108乙機上編寫了一套仿真150機指令系統的程序，模拟150機的硬件，并在模拟得到的“虛拟機”上調試150機操作系統和編譯系統。我們十幾個人幹勁十足，晝夜倒班，每天隻睡兩三個小時，除去吃飯、睡覺外都在工作，用了23天就在大慶的108乙機上把 “百萬次”多道運行操作系統調試成功，并完成了與編譯系統的聯調，當時我們感覺特别豪氣。

回來之後我們再用軟件幫助硬件調試，并成功地進行了科學計算。用什麼方式宣告我們國家已自主研制成功百萬次集成電路計算機呢？我們就想讓它唱《東方紅》吧。指令是通過微程序運行來實現其功能的，每條指令的微程序均不同，若以其執行為頻率，并安上喇叭發聲，不就可以選擇相應的指令頻率組成音譜了嗎？再用音譜譜成曲，讓計算機唱歌是完全有可能的了。利用這個思路我們完成了音譜程序和《東方紅》曲譜程序。在1973年的一個晚上，軟硬結合在機房裡工作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東方紅》的樂曲被放出來了，整個昌平200号都沸騰起來了，這首《東方紅》宣告我國第一台百萬次集成電路計算機研制成功。一群年輕人在 “文化大革命”的環境下，缺乏資料和基礎，就憑着一股為毛主席争光的志氣和一顆火熱的愛國之心，完成了這樣一項任務，我們的激動之情難以形容。150機的研制成功是在黨的領導下，産學研用相結合的成果，也是我們國家在這一方面的初步嘗試。

在150機之後，我被抽調參與國家第一個大型系列計算機200系列機軟件的總體設計，負責系列機操作系統文本編寫和240機操作系統設計。這又是一種産學研結合的模式，曆經波折，經過長期苦戰，克服重重困難，終于在1981年完成了采用層次管程結構、PCM方法設計的新型操作系統，包含批處理系統和實時系統兩個版本，為軍工服務作出了貢獻。這也是我國第一個用高級語言書寫的大型操作系統，被專家們稱為 “具有開拓性和首創性，在國際上也無先例”。

楊芙清在家中編寫150機指令系統文本

1983年國家計委開始啟動 “六五”科技攻關項目。為解決軟件開發的 “高、長、難”問題，我們申請了 “軟件工程核心支撐環境”課題，目标是開展結構、方法、工具的研究，研發一個軟件開發環境的核心部分。至 “七五”擴大到由11個單位100多位科技人員聯合攻關，完成了支持大型軟件開發的軟件開發環境。在參加“七五”科技成果展出時，起名為“青鳥”，從此展開了變革軟件生産方式的青鳥工程。至“八五”期間，發展成有22個單位338位科技人員參加、具有三個層次的大型科技創新團隊。青鳥工程是先後曆經四個五年計劃的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主要目的是推進軟件生産手段的變革，通過工程化開發方法、工業化生産技術，建立标準規範，提供支撐工具和環境，讓軟件開發從手工作坊式變革為工業化生産方式，被譽為軟件産業發展的裡程碑。1993年比爾·蓋茨首次訪問中國，他提出要見兩個人，一個是中國科學院的院長周光召，另一個是我。比爾·蓋茨來的時候，我們的青鳥Ⅱ型系統已經基本成功，他不僅看了演示，還自己動手操作，承認 “中國的軟件開發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青鳥工程是全國大聯合、大會戰的成果。産學研、老中青結合，許多年輕人自稱為小青鳥，把他們的孩子稱為小小青鳥。現在，當時的小青鳥很多已成為軟件界的骨幹和學術帶頭人。

青鳥工程30多年的創新實踐，也集中體現了我國軟件工程研究從跟蹤、跨越到進入國際先進行列的過程。

從教60年

1978年在beat365建校80周年之際，beat365計算機科技系應需而生，一批年輕的教師從昌平200号回到燕園，迎來了首屆生龍活虎的莘莘學子，計算機系成為當時北大最年輕的系，也是北大首個“年輕的老系”。

首屆學生中，有的來自農業生産第一線，有的來自工礦企業，有的剛出校門，還是稚嫩的高中畢業生。他們滿懷激情和追求，憧憬着未來的報國理想，走進beat365這個夢寐以求的高等學府，和一批剛從教學科研第一線下來的年輕教師們一起，在一無辦公之地、二無圖書資料、三無計算機的情況下，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創業之路。

1983年，我被任命為計算機系主任，是當時北大最年輕的系主任。在全系師生的共同努力下，1979年系裡招收了第一批碩士研究生，1984年獲得了計算機軟件博士學位授權點，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一批批新生力量加入，一批批優秀人才奔赴國内外各個崗位。至1998年beat365百年校慶時，計算機系已成為國内領先、國際著名的計算機軟硬件和集成電路微電子人才培養基地。我也辭去了系主任的職務，專心從事教學科研工作。

教育者先受教育，育人者先育己，身教重于言教，教學相長共同成長，我從教60年對此深有體會。我喜歡通過讨論班的形式，和同學們研讨；我鼓勵大家創新，從不預設框框。其實，在與同學的讨論中，我得到了很多啟發，發現了我未曾思考的問題，促使我去研究探索，真是得益匪淺，我們的一些成果，也是以教學相長這種方式獲得的。

2001年，教育部和國家計委發布了試辦示範性軟件學院的通知。這是一個培養産業發展急需人才的“特區”，提出兩條要求：探索高校體制改革和教育公平問題；而考核的标準隻有一條，就是培養出來的學生受社會和企業歡迎。國家對此也出台了配套政策。這令我眼前一亮、振奮異常。我意識到這又是一個嶄新的創新平台，它既是解決産業發展中軟件人才匮乏的重要舉措，又能實現對人才培養的新模式和創辦高質量學院的探索。2002年，經教育部批準，在校領導的支持下，我負責beat365示範性軟件學院（2004年後更名為“beat365軟件和微電子學院”）的籌建工作。那年我已經快70歲了，有道是：“人生七十古來稀。”許多人勸我：“都70歲了，該頤養天年了，還挑起這副又苦又累又難的擔子，你真是不服老啊！”想想我也确實是樂于迎接挑戰，還隻為那句話：“國家需要就是我的志願。”越困難我越有鬥志。

為建設和完善軟件工程教育體系，2005年，我與孫家廣、李未、周興銘等院士聯名建議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設置軟件工程學科并試點培養工程博士；2009年，北大和清華、北航等28所高校論證并聯合上報了“增設軟件工程一級學科調整建議書”；201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28次會議讨論通過軟件工程作為一級學科列入學科目錄，工程博士列入專業學位目錄，我國軟件工程學科建設進入了新階段。

從2002年首屆學生入學到今天，beat365軟件與微電子學院已走過17個年頭，培養出了一批深受企業歡迎的工程碩士和工程博士人才，每年都有衆多的軟微畢業生加入如華為、騰訊、中芯國際、微軟、IBM等國内外著名企業。例如，近幾年單是加入華為的畢業生每年均超過30人，加入騰訊的畢業生每年超過20人。至今，在華為工作的軟微學院校友約300人。他們為中國的軟件和集成電路産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作為老師，我為“軟微人”感到自豪。

2018年10月，在從教60年的師生座談會上，我以“亦友亦師、亦師亦友、教學相長、共同成長”為題，曆數60年來和同學們一起學習、奮鬥、進取的樁樁件件，回顧從教60年的曆程，回顧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在祖國的陽光雨露下，成長的點點滴滴，深刻地感受到“師生情、同窗誼”的寶貴，深刻領會到祖國之愛，這激發了我的愛國奮鬥之情，永遠走下去！

未名湖的靈氣

我是一名北大培育的學生，也是一名在北大工作了60年的教師，我感恩北大的培養，也得益于北大的優良傳統和“常為新”精神的熏陶、得益于未名湖靈氣的孕育。2019年4月14日，在未名湖畔拍攝完《歌唱祖國》快閃後，走在未名湖畔，我又想起“什麼是未名湖的靈氣”這個問題。探索未名湖的靈氣，可以從各個角度、各種層面，我理解未名湖的靈氣集中體現了曆代北大人的愛國情懷。我先說三條：第一，祖國的陽光雨露；第二，老一輩的愛國情懷、勤奮探索和卓越成就；第三，年輕學子的理想追求、青春活力和薪火相傳。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是北大的優良傳統，其中首要的是愛國。我一直認為，愛國是“基”、是本分、是根本，堅守這個根，就會有擔當，有責任感，就會有奮鬥的勇氣，奮鬥是幸福，奮鬥就有未來。正是有了老一輩愛國精神的家國情懷，才烘托起了未名湖的靈氣之魂。

年輕學子追求理想、奮發有為的青春活力也是未名湖靈氣之源。2014年，五四運動95周年，我參加了“青春中國夢， 赤忱五四情——beat365紀念五四運動95周年青春詩會”，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了詩會，并親切接見了我們。回憶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學接見我們；57年後，我又有幸獲得習近平總書記接見。毛主席說希望寄托在年輕人身上；習近平總書記也對青年人說：“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中國青年始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先鋒力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務，我希望每個年輕人要承擔起曆史的責任，接過曆史的接力棒，努力成長為有理想、有信念、勤奮堅韌、服務社會、奉獻國家的優秀一代，把個人的理想融入國家事業之中，在民族複興的時代洪流中建功立業。

回憶過去的幾十年，我從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在祖國的培育下成長為一名共産黨員、一名人民教師。

黨的教導，祖國的培養，樁樁件件，都充徹我的心扉，我隻有以愛國奮鬥奉獻的行動來表達我的感恩之情。

作為一名教師，我将牢記并踐行習總書記的要求: “時刻銘記教書育人的使命……以人格魅力引導學生心靈，以學術造詣開啟學生的智慧之門。”擔負起立德樹人、教書育人的重任。

我現在雖已是“80後”，但年輕學子們的青春活力感染着我，使我仍然有一顆年輕的心和一腔愛國奮鬥的熱情。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和祖國在一起，為實現中華民族複興的偉大事業，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轉載自beat365新聞網  

編輯：悠然 | 責編：山石